两人共同判断，中方由于准备不足，很难在第四次潭州攻防战中就对帝国大军展开侧击，极有可能等到帝国大军进攻湘南的衡阳时才会展开。

因此两人决定，不按照大本营制定的‘速战速决，先攻柳桂，再行决战’的战略战术，而是以重兵围攻衡阳的同时，再以这个中国目前最大的后方工商业基地为诱饵，吸引中方第9战区的其他部队来此低决战，力图在这个阶段的运动战中尽可能的多歼灭中方主力。

当11军将这个决定上报给派遣军司令部，已经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都前移到江夏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田俊六都不敢做主，而是上报至大本营，结果日本大本营竟然批准同意了。

在大战来临之前，中日双方大将做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选择，一个将自己最可靠的智囊彻底架空并发配，而另一个却是极度信任，甚至是在近乎‘戴罪立功’的身份背景下，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提出修改既定战略战术的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智慧和勇气。

不同的选择，已经决定了第四次潭州会战的结局！

只不过，世间之事就是那般巧妙，中日双方在湘省各自最好的高级参谋以及作战最为强悍的将领，没在潭州碰着面，却将在衡阳碰个结结实实。

这其实也是注定了，衡阳城内外，尸骸将堆积如山！

只是现在的中日双方将领和官兵门，都将目光投注在潭州，这个湘省的省会，拥有有3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2400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身上。

在横山勇和岛贯武志的指挥下，为了这次湘桂作战的第11军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虽然一些参战部队是由国内新兵组建的独立步兵旅团置换出来的治安师团，缺乏足够的实战经验，但日军用了两三个月世间来训练，并制定了极为细致的作战方案。

方案甚至具体到了每一次战斗的细则，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气候、地理环境等等。堪称完美的符合了中国那句老话：“成功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比如，薛姓上将在前几次潭州会战中搞出来的‘化路为田’的战术，这种堪称简单粗暴的战术可把第11军给坑苦了。

这种战术初始于1939年第一次潭州会战，第9战区吸取了南昌会战的教训，破坏一切可资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破路2000多里，把整个湘北变成了泥塘，让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寸步难行，导致日军各师团宁愿要杀伤力小但更容易拆卸运输的山炮、步兵炮和迫击炮，这也导致日军炮兵打击能力和城市攻坚能力直线下降。

到了第三次潭州会战，第9战区对于这种‘化路为田’战术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把岳阳道潭州的几百里路基本上都挖成只容一个人走的田埂，田埂外的路基全部掘毁，放水变成水田。

这也就算了，参加第三次潭州大战还是预备第10师师长的方显绝不但把道路瓦城田埂，还不断变换田埂方向，忽左忽右，让日军不得不蛇形行军，结果被两翼埋伏于水田中的中国军人伏击，打得那叫一个狼狈不堪。

穿草鞋甚至不穿鞋的中国军人在水田里的机动性甩了穿牛皮靴的日本步兵十八条街。

一说起这个，亲眼目睹到好多到死都舍不得脱下牛皮靴同僚的日本第11军老兵们都是眼泪哗哗的。

穷人欺负富人的方式，就是如此的不讲理。

而这次，横山勇却是放下中将司令官的面子，下到基层去听取那些基层老兵和尉官们的建议，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别说这么多小短腿们一起冥思苦想了，他们终于想出了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