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从孙家店铺中缴获的账目，显示孙家历年出关游商路线，和土蛮部活动控制区域，多有重合之处。

孙占英贩卖盐铁违禁之物，只怕多半都入了土蛮部安塔汗的囊中，以供其积蓄物资，蓄养刀兵实力。

孙占英果断投靠之事，说明土蛮部安塔汗的势力，这些年对边镇之地没有停止过渗透，像孙占英这样被他收拢的人物，只怕不在少数。”

……

顾延魁这一番话，让嘉昭帝心中凛然，在场的蔡襄、郭佑昌、史鼎等都脸色一变。

他们都知道顾延魁乃是两朝老臣，生性刚直忠诚，处事严谨务实，从来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之人。

他作为兵部尚书，会有各种渠道接触军武敌对信息，蒙古土蛮部是大周在北疆一大隐患，历来是兵部关注的重中之重。

顾延魁出身边镇军伍，如今官居兵部尚书，他对于北虏动向的判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刚才他这一番话，思虑缜密，有理有据，谁都能听出是中肯实明之言，只怕也是离事实最近的推断。

顾延魁继续说道：“土蛮部首领安塔汗，是残蒙各部族罕见的一代枭雄，蒙古人称他有乃祖之风，此人多谋好战，野心极大。

八年前他大败于平远侯梁成宗，视为奇耻大辱，这些年他私通边关，收集盐铁物资，吞并蒙古部族，积蓄人口兵马，其志不小。

臣以为安塔汗雄心不死，来日必定会卷土重来，他和大周终归会有一战。

战者，上下同欲，将士用命。

国朝世传勋贵，曾数代在军中征战效力，即便天下承平日久，武勋之家永烈之气减退，但武勋之门在军中人脉和号召，不容忽视。

此次大同盐铁违禁大案，牵扯多家世勋之门，多家承爵人和嫡脉子弟落罪，以至于神京世勋豪门人心惶惶。

臣赞同蔡大人的谏言，对大同盐铁案首恶钱绍扬须严惩不贷，其余涉案之人依律处置，不做过多牵连。

使武勋之家深明圣上教化宽宥之风，来日需为国征战之时，依旧保持武勋勇烈之风。”

……

顾延魁的话语说得虽然含蓄，但是在场的几位大臣都是久经宦海，自然都听得懂其中意思。

顾延魁对大同盐铁大案的处置态度，几乎和蔡襄完全一致，首先都是要对首恶钱绍扬严惩，以正国法，以彰视听。

对其他参与从犯之人，按其罪责大小，依律法办。

予以严惩和依律法办，可是天差地别的两个尺度。

顾延魁所说的依律法办，与其是说那三十多名涉案军官。

不如说是特别针对四名豢养军资的勋贵世子，还有谢鲸、戚建辉、裘良等三家勋贵。

顾延魁陈述土蛮部安塔汗居心不轨，其与大周迟早会有一战，并隐晦勋贵将门军中隐势不小。

不外乎大周和土蛮部一旦开战，要想将士用心，不出节外之患，军中影响力不小的勋贵将门，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此次涉及大同盐铁大案的八家勋贵将门，除荣国府早已退出军武权柄，其他七家都还活跃军伍之中。

如因此次盐铁大案，对这七家勋贵涉案之人，严加惩处，甚至除爵取命。

以嘉昭帝一贯对四王八公等旧勋的打压态度，必定会使勋贵将门群体心生防范。

即便这次没有涉案其中的武勋将门，也会因兔死狐悲，而与朝廷生出忌惮和嫌隙。

一旦战事来临，勋贵将门与朝廷必会离心离德，畏战退缩，动荡军心，从而动摇国事，酿成难以预测的祸患。

其实在这一点上，蔡襄、顾延魁的谏言和顾虑，几乎完全一致。

只不过蔡襄身为阁臣文官，不好将宽宥获罪勋贵的话说得太露骨。

……

嘉昭帝听了蔡襄和顾延魁的谏言，露出思索的神情，但并未马上表态，而是看向一直没有发言的忠靖侯史鼎。

作为在场唯一的勋贵将门，史鼎因身在其位，他对此事的观感和意见，会比蔡襄和顾延魁更加直接和准确。

嘉昭帝问道：“史爱卿，你对此事有何谏言？”

史鼎正色说道：“臣以为蔡大人和顾大人之言，目光长远，皆为老成谋国之论。

此次获罪盐铁之事的诸家勋贵，圣上可念其先祖有功于国，施以教化之心，宽宥之情。

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可削承爵之资，可除勋爵之位，论罪流配，永不叙用，是为国法惩戒。

此举可存其家武勋勇烈之气，使子弟感圣上惜功怜悯之诚，一旦濒临社稷武事，其家必定奋勇向前，以赎前过，再取功业。”

……

等到蔡襄、顾延魁、史鼎等人告退出宫，嘉昭帝还在思虑推敲几位大臣的谏言。

今日被嘉昭帝传召议事的臣子，可以说都是极其代表性，蔡襄代表文官口舌，史鼎立足武勋将门，顾延魁以国事兵事居中。

而他们的意见最终殊途同归，虽按嘉昭帝的心意，对这些狂悖妄为的勋贵，恨不得一撸到底。

但嘉昭帝深知，身为九五之尊，想要明断大局大势，注定不能以个人喜恨好恶为准，而须以权衡利弊为上。

方才顾延魁等人的主张谏言，才是处置大同盐铁违禁大案的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