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名下有地，挂靠农籍。

因为大明现在没有商籍。

朱元璋金口玉律，对不事生产者皆可捕杀之，就从根上断了专指着倒买倒卖，货物流转赚取差价为生商人的活路。

所有天下的商人都挂着农籍或者军籍。

农籍要置地生产粮食，按年缴纳粮税，军籍就是家里要编入屯卫所，不仅要耕地，还要出一丁当卫所兵。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说家里有闲产，在当地开个酒楼卖个手工件什么的才可以。

像那种拿着钱啥也不干，说跑平顶山收煤到山西大同去卖的，抓到一个杀一个。

脑子都长胆子上去了。

“朕不设商籍，就是用这种方式将商人从根本上限制住他们的生存范围，使他们永远不能离开故土，不能离开最基础的生产，也注定无法将生意产业做大，这样一来，他们的后代想要出身就得读书考官，做一个对国朝有用的人才。

而不是整天和算盘金银为伍，只想着如何惦记走老百姓兜里那仅剩不多的活命钱，商人狡诈、恶毒自私，比起早前的奴隶主都不遑多让，你要复商籍，就给了他们做大的机会，日后官商勾结，上瞒国家、下虐良民，朕一思及，都想杀了你。”

说到最后，朱元璋稍微动了点威势，压向陈云甫。

可令朱元璋没想到的，后者丝毫不为所动，一字一句仍旧条理不乱。

“自有炎黄始祖尹始，商人就诞生了，他们从最初的以物易物中觉察到了商机，沿海的贝壳拿到内陆可以换太多好东西，需要付出的不过是多走几百里的路而已。

商人逐利而行不应该被鄙夷，这就如同升斗小民盼望治世一般无二，谁都想过好日子。

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商人更会用脑力而已。

完全禁绝商人的国策可以颁行，但禁不绝人性中的贪婪或者说人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淮私盐猖獗，明知杀头依旧从者甚多，为什么，因为私盐赚钱啊。

一斤盐不起眼，差价仅两三文，但一千斤就是二两银子了，一艘小船便可拉数千斤私盐，一年做个三五十次，就几百两，比臣一年的俸禄都要多。

百姓想赚这个钱，买房置产然后蓄两房娇妻美妾，都不惜拿自己的命去赌。

陛下一心要禁，禁的住吗。”

“听你这意思，朕不但要复商籍，还要开盐禁了？”

朱元璋眯起眼睛，语气已满是不善。

今日陈云甫但凡要敢说出放开盐铁专营这种昏话，说什么也得打一顿。

“专营是国资，私盐是走私，走私是禁不绝的，堵不如疏，与其去禁不如引导。”

陈云甫直面朱元璋，侃侃而谈道：“臣知道陛下担心商人囤货居奇、攫取暴利而做大，那何不画一个圈出来，商人蹦不出这个圈也就翻不出什么浪了。”

“画圈？”朱元璋闻之一愣，不甚明白：“你是说，限定他们的经商范围？”

“那是限不住的。”

陈云甫说道：“东南的盐价比西北的盐价便宜，沿海的比内陆的便宜，原因出在生产不均和物资输送的糜耗上，所以商人的经商的范围是限不住的，他们还是会一窝蜂的带着东西往内陆、西北倒卖，以此攫取暴利。

臣指的限制，是限制商品的价格。”

商品的价格还能限制？

朱元璋是真来了新鲜劲，臂压金案，上身前倾。

“说给咱听听。”

“自古以来，商品的价格一直由商人来订，商人依据市场的经济规律和商品的紧俏程度制定相符合的价格，这才有了囤积居奇一词。

商人于丰年大肆囤积粮食，打探哪里患灾好带去当地高价售卖赚取暴利，朝廷既然限制不了商人的行动，那就限制商品本身的价格，即，将制定商品价格的权力抓到朝廷的手里。

两淮的盐价现在是一斤九文钱，拉到河南卖十三文、陕甘卖十五文，所以造就了私盐猖獗。

如果甘肃和陕西的盐价和两淮相近或者说只高一两文的话，那私盐贩子还干吗。”

“不可能。”

朱元璋直接开口打断道：“陕甘的盐价怎么可能控制到如两淮一样。”

“朝廷来为商品价格兜底就能实现了。”

“那亏损得多大。”

涉及钱袋子，朱元璋这个皇帝摇身一变成了大家长，开始就这柴米油盐跟陈云甫针锋相对起来。

“朝廷在陕甘卖盐，十八文也只是堪堪够本，降到九文钱或者十文钱，那朝廷一斤盐就要亏损九文，几乎等同于两淮卖三斤赚的钱才够朝廷在陕甘卖一斤的亏损。”

“经济账不能这么算。”

陈云甫这会也是聊上头了，丝毫没注意到自己和朱元璋对话间的措辞。

“看似朝廷亏了，但这个钱只不过是从朝廷手里发到了负责运输盐引的盐吏身上变成了工钱而已。

咱们把全大明比喻成一个家，陛下是家长，臣等是孩子，陛下给了臣十文钱去打酱油，酱油是八文钱，两文钱是给臣的跑腿费。

陛下虽然花了十文钱，可咱们家十文钱的家产变成了一瓶八文钱的酱油和进了臣口袋里两文钱而已。

同理，陛下花十八文的成本将两淮盐引拉到陕甘卖九文钱或者十文钱，国库亏损了九文钱，但陕甘的百姓口袋里却多了九文钱，国家的总经济并没有任何变化。

陕甘的百姓口袋里多了九文钱，他们就会拿着这九文钱多做九文钱的事，百姓好囤粮以备灾年，国库里每年积压的粮食就可以多卖数百万石不止，这就是多出来的营收。

我们把国家所有可以流通的商品统一定价，国家在盐上的损失便可以通过卖粮、卖农具、卖衣服、卖耕牛赚回来。

老百姓兜里多了钱，可以穿衣避寒、买牛耕地，既推动了织造，也实现了扩产，每年户部的增收就也是一笔。

这些年，西北、西南战乱初勘，正是需要恢复生产的时候，可朝廷总不能年年拨粮拨钱免费发给百姓们，这样反而会把百姓给养懒，断不可行。

可西北、西南的百姓每年营收本就可怜稀少，再买高价的盐粮，连穿衣服都穿不起，还如何谈及恢复元气呢。

江南的丝绸、绢布、衣料业每年为什么没法增产，是因为受制于价格卖不出去吗，不是，因为除了富饶的江南之外，大明任何地方的百姓都已经没有元气再去买衣服了。

臣闻西北一家五口穿一身衣服，谁出门谁穿，留着媳妇孩子在家光屁股，滑稽可笑吗？非也，实为可悲！

商人逐利，将江南的绢布拿到西北卖一两银子一匹，百姓焉有余钱承负？

是穿上衣服的脸面重要，还是填饱肚子的里面重要，毫无疑问，吃饱肚子比脸更重要。

朝廷在政策上予以西南西北方便，使这两地快速的恢复元气，就自然可以带动江南的织造业进行扩产增收。

而西北西南的百姓吃饱了肚子、穿好了衣服，每年过冬不会因为寒冷冻饿而亡就会诞育更多的后代，人多了，西北西南的开发就自然会加快。

林业、畜牧业、养殖业、矿业的发展势必会增速，朝廷每年从西南采买木料的价格会降低、牛羊猪肉的价格会降低、鸡鸭鹅禽的价格也会降低，连军器局造兵刃、铸大炮的钱都会降低。

国家的开支逐年减少、营收逐年增多，还担心国家没钱吗，一句话，百姓富国家就富，百姓穷，国家的富就只是无根浮萍，看似而已。”

不实现全民富裕，就不存在国富民强！

如果不是担心朱元璋反应激烈，陈云甫甚至都打算跟老朱研究一下试点税改政策。

就这说的一大通，也足够朱元璋消化了。

果然，陈云甫都说完了好半晌，朱元璋都没反应过来。

看看陈云甫，再看看宝祥。

良久。

“宝祥啊，去把标儿找来，朕现在脑子有点乱。”